按：玛丽亚·斯捷潘诺娃，俄罗斯当代诗人、小说家，其作品《记忆记忆》获得2018年俄罗斯文学最高奖项“大书奖”，中文译本2020年出版。2022年3月，斯捷潘诺娃在俄罗斯作家联名反战公开信[1]上签名，与她一同签名的还有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及俄国当代著名作家索罗金、乌利茨卡娅等。
“坚决主张诗意地感知世界”——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评委会如此评价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贡献。该奖项于2023年4月颁发。评委会赞扬了斯捷潘诺娃在作品中“在自己的作品中看到无尽深渊的同时，依旧给人希望”的能力。如今，当语言似乎无法带来任何改变，甚至语言本身都变得稀缺时，诗人能做些什么？捍卫不受控制和支配的自由言论。斯捷潘诺娃认为，“我们”——那些试图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人——正处于某种历史的漩涡中。这也是为什么像曼德尔施塔姆或哈尔姆斯这样的诗人对我们而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与其说是他们令人钦佩的原因，不如说是意味着未来对我们而言尚未来临。
“在过去30年中，俄罗斯社会——尽管不是全体而是少数人，尽管步伐跳跃、曲折而犹豫——但仍然在前进。这种“走在进步道路上”的感觉是我们生活动力的核心。但侵略开始后，我们仿佛被拉回到了起点，从某种意义上回到了1984，如果不是直接回到1937年的话。我们再次被卷入历史的循环——我们从中能吸取什么教训？”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们似乎真的正在走出、已经走出了上一个灾难通道 ——新生活开始了！但突然间——“请注意，车门即将关闭”， 就在光明的一站过去之后，历史的火车再次驶入了黑暗的隧道。门又关上了，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希望以及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无数个人选择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都进入了黑暗中——以后，也许有一天，如果有人足够幸运，他会重新看到光明并为此感激命运。但这种失去主体性的状态本身（做出选择的不是我们，而是某种宏大历史、世界的混沌或者宇宙），这种被历史的漩涡裹挟着来回摇摆或者原地打转的情形，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到头来我们什么也决定不了。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吗？我们所有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和平、不与任何人发生战争的基础上——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被上一代人永远解决了，我们不必再担心战争，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对吧？如今，这种自信显得过于天真。有一次，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哀叹自己的不幸时，曼德尔施塔姆对她说：“谁告诉你你应该幸福的？”谁告诉过我们，我们应该幸福、和平地生活，就好像邪恶不存在，灾难不存在？这么长时间里，苦难和灾祸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卢旺达……但是总有人觉得，只要闭上眼睛躲在家里，灾难就会绕道而行。但现实并非如此。
“火车和车厢代表一个封闭的空间，你无法在行驶中跳车逃生，即使意识到它不会再停下来。“我们的火车驶向奥斯威辛，今天如此，每天如此”[1]——这让我想起了加利奇的这行诗。”
在柏林，距我们正在谈话的地方不远，有一个名为“格吕内瓦尔德17号线”（Grunewald Gleis 17）的纪念碑，载满犹太人的火车曾经从这里出发开往灭绝营。这个纪念雕塑的优点在于它并不试图成为一件艺术品。它是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的记忆的领土。站台上有日期：火车的确切出发时间、目的地，每月运送的人数。直到1945年4月，在我们如今看来，局势已经明朗的时候，火车仍在运行。那时，车上已经不是数千或数百人，而是只有大约十五人，距离战争结束只有几周，柏林正在遭受轰炸，除了把人送去集中营以外，有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但他们依旧被不顾一切地装进车厢，送往死亡。这一刻，你会明白所有这些火车都是由人控制的。当然，现在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些火车是被某种超乎个人、没有主体性的力量驱使的，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切都是由人完成的。
“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似乎也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所有的悲剧和灾难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我们生活在后历史时代。实际上，您的作品《记忆记忆》印证了这种感觉，甚至成了它的象征。这个推论是错的吗？”
的确，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姑且认为是那些对历史、过去和文化记忆有研究或感兴趣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都认为我们或多或少生活在未来，在后灾难时代。人类所有的智慧力量都应该投入的唯一任务就是总结过去，总结历史上的灾难，保存、回忆、铭记并纪念所有残留的记忆。一切都需要整理、解释和编目：为此建立纪念碑，创造仪式，这是为了以适当的方式与历史告别。当然还有我们都在写关于过去的书——还能写什么呢？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担任某文学奖的评委，出于职责我需要读大约八十本小说。其中大约七十本都与过去有关。我非常理解这些作者们，我自己也是这样。但结果是我们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过去的热爱中，而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俄罗斯。我有时在欧洲或美国授课。有时我会请学生——这类似游戏——说出一部近期的电影，一部展现了美好未来的可能性的大片。不必是圣光笼罩的乌托邦，但至少是可接受的，不令人害怕的，能够忍受的。然后我的学生们陷入沉默，他们想不出来。最终，每次都是这样，有人举手提出一个不可能出错的答案——《回到未来》。《回到未来》！这部电影是1985年拍的。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人类的所有想象力机器和整个超级电影产业都不能或不愿为我们设想一个积极版本的未来。但每年都有各种反乌托邦电影上映，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生态方面的。这意味着就连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也已经清楚地知道未来是可怕的，而过去，尽管也许更可怕，但起码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过去似乎比未来更安全，我们可以了解其规律以避免再次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结果是我们似乎都在全速倒退，试图回到那个“历史”中——自然，这是一段虚构的、编造的历史，我们也没有别的备选。至于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历史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参考的资料。
“但它总归是过去的改进版本。”
稍稍修正过的版本，且或多或少都是个人化的版本。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都是对过去的幻想，无论是个人幻想还是集体幻想。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对于过去的幻想成为现实——要我说，这个幻想说到底是由一个人及其团队创造的，且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复制。二月对乌克兰的侵略从一开始就带有个人特质。这是那个人的幻想，他有权力、手段和机会实现它，不是在电脑游戏中，不是在一个疯狂的梦里——而是在欧洲大陆上，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坚持以诗意的方式感知世界’——这是您获得2023年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时的颁奖词。回到您关于火车的隐喻：对于诗人——一个浓缩的个体——而言，借助语言是否更容易挣脱历史的钳制，或像气球一样飘浮在疾驰的火车上空？”
众所周知，诗歌自身就是一个独特的避难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只要读了一首诗，它就会在你心中沉淀下来。或者，恰恰相反，是你在诗中沉淀下来？如果熟记了足够多的诗，你就可以藏身其中。等一等，歇一歇，喘口气。而且诗还可以和他人分享，就像帐篷或口粮。这都是事实，尽管听起来很高大上。但遗憾的是，我们也知道，诗歌完全无法拯救写诗的人。我在为莱比锡奖撰写演讲稿时就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哈尔姆斯的话：”诗歌应该这样写：如果你把它扔向窗户，窗户就会碎”。这是纯粹的真理。一首好诗有行动的力量，有密度，有重力，好诗是一种实在物。这是哈尔姆斯在1940年写的，而1942年初，他饿死在监狱的医院里……
“瓦尔特·本雅明也在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服毒。”
茨维塔耶娃[也在这时]在叶拉布加自缢。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正如奥登所说：“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1]。诗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诗什么也不能改变。诗是语言在封闭空间内的自言自语。因此，每次思考诗歌，我总是想到诗歌现在是如此局限。但这个问题也有另一面：除了其奇妙的节奏和韵律之外，诗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语言。诗歌的语言属于或近或远的未来。曼德尔施塔姆在沃洛涅日流放期间所写的诗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而言是如此晦涩，以至于他们要费很大劲才能理解他的意思。对此他回答：“我以缺失的环节思考”[2]。结果，八十年后，今天的中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完全或几乎完全看懂曼德尔施塔姆。八十年后的今天，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本依然没有过时，甚至突然变得更容易理解了：文本中使用的语言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变得普遍化。诗歌有净化语言的作用。这种“净化”并非维护某种上级领导要求的语言规范：“咖啡应该叫做某某”，然后鄙视那些以错误的形式喝咖啡的人。与此相反，“净化”是诗歌让语言松动，打开更多通道，更多选择。从这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是反对那个人，反对当今俄罗斯[…]的。诗歌反对他们给语言带来的麻痹和坏死。诗歌，在它们被写出来的时候，就指向另外的可能性：不同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的。
“这又令人想起阿赫玛托娃的诗——“我们要保卫你，俄罗斯的语言”[1]。今天，保卫自由的、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的语言，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是的，但是我想做一个注脚：这不仅仅是拿俄罗斯护照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为今天臭名昭著的“取消俄罗斯文化”就摆在我们眼前。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取消，不是像亲那个人的媒体喜欢拿来吓唬我们的那样；而是精神上的取消，随着语言的麻木和腐蚀在不知不觉中客观发生的取消。为抵抗这一进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俄语、俄语文化从现今的政权和国家中分离出来。如今，由于又有一部分人离开了俄罗斯，俄语已经从特定的地域当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了一种流散的语言——而这种“出走”的俄语应该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好事：没有人能够从外部强加给它什么标准或规范，没有人把它封进水晶棺里放进陵墓。在我看来，“保存俄罗斯的语言”只能归结于，给语言以自由。让我们的语言自由生长，让它与其他方言混合在一起。让它去吹口哨，让它去叽叽喳喳，让它产生新词——英语化、德语化、阿拉伯化。这就是语言想要生存下去必然会经历的过程。而且这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加，不是扩张，不是入侵，而是……流浪的俄语、在世界上漫步的俄语，作为诸多世界语言之一。……有一回我和一群瑞士人在一起，他们开玩笑地用各自的方言说同一句话。很难想象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有如此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人们则拥有轻松应对这一切的美妙能力。这既有趣，又令人钦佩——这就是现实。多样性和差异化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德国有柏林方言、科隆方言、巴伐利亚方言，有用这些方言出版的报纸，有用方言写的剧本。这丝毫不妨碍所谓标准德语的存在。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在俄罗斯这么大的领土上几乎不存在方言？我们强制确立了唯一的语言规范（仿照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语言改革[2]），此后的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帝国也将统一语言视为工作重点。我们继承了这一标准——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语言发展和封存之间选择后者。同质的、不变的、不具变化性的俄语 – 不承认地区、民族、城市之间的差异。”应该这样”。我们继承了这种规范，并因此在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的保守中选择了后者。同质化的、不变的、唯一的俄语——不承认地区、民族和城市之间的区别。“理应如此”。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臭名昭著的不自由的根源之一，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指责俄罗斯文化带有帝国主义特质是有一定道理的，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殖民经验的人塑造的。但是，如果要努力寻找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形象，我们立马又会想到哈尔姆斯。不得不说，奇怪的是，现在哈尔姆斯被提及的频率甚至超过了战前。仿佛大家都将他视为最后的救赎或辩解。此外，通过哈尔姆斯，也更能表达当下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显而易见，在今天，一边是哈尔姆斯、另一边是贝克特和卡夫卡——只有他们才让我们不至于丧失理智。”
这是个有趣的转折。我从一个稍许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问题也许在于哈尔姆斯和维坚斯基比他们的前辈阿赫玛托娃，甚至比他们的晚辈布罗茨基都更像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并不是在比较他们的文学价值，而是在讨论我们自己的突然落入的处境。曼德尔施塔姆在他的文章《小说的终结》中写道，虚构对于读者而言已经不再有分量、意义或者吸引力，因为在灾难和大规模死亡的时代，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已经不能再决定自己的命运。个人的生平变得模式化，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所说，“被四舍五入了”。再也没有个人的传记了，于是也就没有了情节的构建。没有了能够决定包法利夫人死还是不死的作者，也没有了能够掌握娜塔莎·罗斯托娃未来的作者。因此，曼德尔施塔姆认为，我们今天称之为非虚构的体裁变得非常重要。它是关于真实生活的文学，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它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这是面对历史旋涡的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贝克特、卡夫卡（以及哈尔姆斯）所用的。在我们所处的情境中，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似乎是随机或任意的。我们可以推测它们背后有一种外部意志，但我们无法理解其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一战爆发以来的世界文学基本上都在处理相同的主题。是的，发生了爆炸（现在这个词听起来完全不同了——爆炸不再是隐喻，而是现实）；发生了某种运动，某种历史轴线的移位。然后一切都凝固了，悬浮在空中。现在我们能够处理的只有碎片，那些旧的系统中损坏、散落和分离的元素。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但是用这些碎片可以重建另一个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中，旧元素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联系中存在。在俄罗斯文学中，很可能是哈尔姆斯和维坚斯基在诗歌中、多贝钦在散文中最准确地表达了这种关系，普拉东诺夫的表达方式则与他们截然不同。然而，悲哀的是，这些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人们通常对此感到赞叹，但这里有个问题：事实上从那时起就没发生过什么新鲜事。如果将其与二十世纪的英语文学进行比较：如艾略特、叶芝、卡明斯，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创作了美妙、天才的诗歌——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诗歌不是现在写的，它们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这是正确的感受。而对于俄语诗歌，感觉好像我们依旧待在一百年前的同一个鱼缸里。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命运时，会突然引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所有人都感觉它们就像是昨天刚写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因为什么也没有改变。这种无法克服、无法逾越的过去是相当可怕而可悲的。
——评论家伊戈尔·古林写道：“玛利亚·斯捷潘诺娃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他人声音的名义言说。”评论家们认为这种诗歌的变革大约是从2014年开始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得不转向另一种语调——悲哀的缄默。我们只能以羞愧的喑哑之名义言说。这在诗歌中可能吗？
我不确定这是否可能。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认为，那些用俄语思考和写作、与俄罗斯有某种联系的人，现在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失去了只代表自己的能力，无法只以自己的名义言说。因为你、我、你们、我们现在首先是俄罗斯人——无论我们的国籍、族裔、语言，哪怕对于1978年就移居德国或美国的人也是一样。这并没有改变什么。从今往后，我们都属于那犯下、做了这件事的诸多人之一员。我生于1972年。我经历过少先队列队、演讲和政治考核，然后加入共青团——所有这些滑稽的官方仪式。“不参与”的逻辑从小就与我格外契合。我不参加任何团体，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我不代表任何群体——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我只代表自己发言。布罗茨基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准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对于一个个体的人，对于一个终生都视这种个体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而言”等等，“……如果艺术能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人之存在的个体性。” 我一直都很清楚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自决，不如说是我的心理特征。但结果正是这样：我从未打算代表俄罗斯文学，更不用说俄罗斯国家组织（饶了我吧），或任何其他想象的共同体。我在捍卫只以自己的名义言说的可能性，代表自己说且为自己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能做到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无论我现在写什么——我可以写蝴蝶、风车、任何东西——这总归会被视为以那些犯下这件事的人的语言创造的文本。我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共存。尽管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动动手指——看，那些是“坏人”，但我是好人，我想的和做的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我属于另一个开明的群体，并且可以自由地、无责地从外部来把这些人当作他者来谴责。不，不幸的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承担一部分的共同罪责——并以某种方式与之共存。如果可能的话。也要试图在语言中找到新的生存原则。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写诗。我不确定这是否属于喑哑。例如保罗·策兰算是喑哑。喑哑是穿越不可言说之物的方式，让沉默成为你所写文本的核心。但我们不能将自己与策兰相比，对吗？只有乌克兰的诗人可以与策兰相比。我们则成了那群自己的语言沦为暴力工具的人的一部分。这完全是另一种喑哑，另一种恐惧。该怎么办呢？俄罗斯的诗人不能描绘布查。因为那是挪用，利用他人的苦难来干什么——做文章？我们或许可以提及布查，但我甚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提及它。去年夏天我写了一些诗，但我不确定它们算不算诗。也许它们作为见证、作为墙上的题字有一定的意义。但我在写这些诗时遇到的问题是：它们的能动性是成问题的。语言所源出的那个点——也就是“谁在言说”、“言说的‘我’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有一首诗的开头是：“在我们沉睡时，我们轰炸了哈尔科夫”。这种隔绝的、两极的“我们”，一边羞愧一边杀戮，一边想要钻进地下，一边在消夏别墅的阳光下吃烤肉串。这一切同时发生。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目前还想不明白。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仿佛是凭空出现了许多才华横溢而又毫不留情的乌克兰诗歌。您怎么看待这些诗歌？它们是否可以被看作是痛苦的编年？”
我觉得这些诗非常重要，我也始终在关注它们，因为乌克兰诗人现在拥有我们目前缺失也不可能有的东西。我们处在绝对的不确定性当中，在自我否定的状态中。甚至不需要谁特地来取消我们，我们本身就意味着取消。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点——“诗歌就是对自身正当性的认知”[1]。无论这句话正确与否，总之我们现在谁也没有这样的对正当性的认知。我们只有对自身不正当性的认知。对于这种感觉我们能做什么，甚至是否真的能做什么，目前还没有答案。诗歌在乌克兰始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而现在它更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被写下的任何诗行或文本都能成为有力的见证。但不仅限于此。现在人们正在用乌克兰语创作出伟大的诗篇。比如，我现在正在读玛丽安娜·基亚诺夫斯卡的最近几个月写的作品，这是些震撼人心的作品——在一两百年以后它们依然会被阅读，这是永恒的语言。但这一切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些诗有听众，有被听到的可能。在乌克兰诗歌从一开始就更为重要。我不是说像塞尔希·扎丹这样的文化名人，他能吸引一体育馆的听众。在俄罗斯，一场诗歌晚会的听众大约是25人，运气好的话能达到50人。也就是说，[在乌克兰和在俄罗斯，对于诗]反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假设诗歌被听到、被阅读后将在读者的意识中构建某种未来的空间，那么乌克兰此刻已经在实现其未来。至于我，我刚说过，我现在不写诗；我正在缓慢地完成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我在疫情初期开始写的，中间中断了几次，因为历史的车轮急剧转向，我不得不重新寻找一些基础，以便在此之上搭建我试图建立的结构。我认为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支撑。这就是小说令人惊叹的力量。因为对于诗歌而言，你总得等待，直到脑海中形成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结构，然后再像拼图一样地填充词语、或像胶片逐渐显影。而在小说中，意志因素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东西应该并且也可以写出来。你进入它就像进入另外一个房间，房间中的时间以某种方式停止了。在这个时空中，你与文本、语言以及与你不完全有关的陌生故事独处。不得不说这种可能性是巨大的恩赐。过去我一直以为自己一生只会写诗。但事实上小说遵循不同的规则——对于经常因存在本身而感到巨大痛苦的人而言，小说成为了一扇可以微微打开的气窗。
“你们打算在其他平台上重建它吗？重启或者复苏？”
因为明显的伦理问题，以2022年2月之前的模式继续运作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工作。Colta及其前身OpenSpace最初被构想为一个关注当前文化进程的日更网站。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书籍和展览之类的事情。但如今俄罗斯的侵略仍在继续，描述莫斯科或彼得堡的音乐会或“非虚构”市集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更不用说财务方面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依靠读者捐款和合作伙伴的项目维持运营。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方面都非常困难。我们正在尝试以半志愿者的模式运营——我们制作一些短期专题，围绕某一主题的资料。最近我们制作了一期关于未来的内容，收录了许多智者（从叶莲娜·法纳伊洛娃到奥克萨娜·季莫菲耶娃）关于俄罗斯是否会有一个可以接受的未来的思考——以及这个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个人对此的看法相当悲观，因而也对这个调研寄予厚望：也许有人能提出一个鼓舞人心的主意。但没有任何积极的预测。有趣的是，唯一一篇表现出了一点乐观情绪的文章作者是基里尔·梅德韦杰夫，他正在莫斯科忙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当然我非常希望我们的网站能够坚持住，并且能够跨越国界，对抗已经出现的趋势——流亡者和留守者之间的分裂。我不愿意再看到像苏联文学和侨民文学分裂那样的模式重演。这种分裂持续了那么多年——最终什么好处都没有。和以前不同的是，如今我们至少有继续对话的工具，能让同样的文本在俄罗斯和国外都能被阅读。我认为必须为了继续对话而努力。
[1] colta.ru是由斯捷潘诺娃主编的颇具影响力的俄罗斯独立文艺资讯网站。
四维獭 译，昧拾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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