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下行期，越来越多的人中国进入网贷。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不断借钱的人。
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显示，仅2024年，中国估计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这个数字相较疫情开始的前一年，即2019年的情况，已经翻了一倍。这个数据还显示，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达到违约的贷款，风险借贷人的数量能膨胀到6100万至8300万——相当于15岁以上总人口的5%到7%。
网上借贷业务部门从业者表示，25到40岁之间的男性是他们的主要目标用户，他们借钱的用处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像王先生这样用于日常消费周转，一种是用于大额开支，比如赌博。
“但一般来说，我们都面向那些不愿意向大机构借钱、或者已经刷爆卡的人，”这位从业者如此表示。“男性占了绝大多数。女性消费者一般还是偏谨慎，相应的，她们还款概率也更高，信用比较好，我们也愿意多给她们下一点钱。”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形势低迷，发展动力不足。从地方政府到老百姓，财政普遍吃紧，消费降级这个新词贯穿了2022年以来的中国。中国政府曾宣布多重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举措，收效寥寥，很多人已经到了需要借钱消费的地步。
金融公司从业者表示：从行业调研和市场反馈来看，本作为银行贷款业务补充出现的民间借贷、以及近年来让王先生深陷其中的互联网贷款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毋庸置疑”。背靠阿里巴巴的“花呗”、背靠京东的“白条”，这些大网贷机构借贷业务蒸蒸日上，中小平台也飞黄腾达。
在这些惊人数据的背后，是金融服务平台不断缩减“借贷感”、基于中国公开大数据建模得出的风险控制模型的结果，目的是促进借贷、促进消费——这实际上诡异地与中国当局近年来不断加以鼓励的促进消费氛围不谋而合。
“只要不暴力催收，从广告到收利息，整个产业都是合法的，只是不怎么道德。”从业者解释，贷款平台一般可以简单分成三大类，大贷平台就是依靠京东、阿里巴巴的产品，比如“花呗”和“白条”，它们和信用卡有互为替代关系，约束力强，有比较严格的资质审核。中型贷款平台就包括“拍拍贷”这样的互联网贷款平台，小型贷款平台包括比“拍拍贷”更小的平台、以及高利贷。
和银行贷款项目比起来，也就是信用卡、房贷、车贷等，互联网贷款尝试去托举更小额、更日常的消费行为。信用卡和房车贷审核动辄花费数周，而对于互联网贷款来说——从申请到钱款到账，耗时五分钟都叫“太长”，叫“不专业”。
简单来说，为了和银行贷款、大贷款平台竞争，中小型贷款平台不断用“低风险”、“短时间”、“轻松”来做广告区分。
但实际上，来自网贷的钱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旦到账，用户不能返还，而且必须面对强制分期付款以保障利息的条款。
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利率，也就是被允许的利率，一般以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为上限。
今年8月20日，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高利贷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从严打击。这条新规明确了一条红线：实际年利率不能超过36%。
目前对于中小贷款来说，信用监督体系是相对缺位的。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分为好几个等级，对于借贷来说，欠钱不还的借贷人远远够不上成为“老赖”、甚至上社会失信人员名单这个行列。在最过分的情况下，这些借贷人也只能上“百家信用”这样的民间信用名单——如果借贷人不考虑买房买车，那么实际没有限制手段。
“对于需要去网贷平台借钱的人来说，他们的心理都是过一天是一天，压根不考虑买房买车这些长远打算，因此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制约，”一名从业者说。“所以我们理解平台行为的时候应该这样考虑：当他们把钱借出去的时候，就没有做把钱全部收回来的打算。如果钱收不回来，他们就把这笔债权打包成一个资产卖给别人，这就是所谓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是否要暴力催收就成了三方机构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