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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延迟退休,是对社会契约的一次改变,年轻人的声音尤其值得一听

如同一滴水进入滚烫的油锅,引发阵阵滋滋声。

三中全会之后,延迟退休的话题虽然没有明确时间表,却引发民间不少关注。年轻人为什么关系关心退休,社保制度问题在哪里?本质上,延迟退休时间,是对社会契约的一次改变,不可不慎重;而退休涉及到的养老金安排,应该建立在不同代际人群合意的基础之上,年轻人的声音尤其值得一听。

01 65岁退休还是65岁领养老金

近期,一则“90后要65岁退休”的小道消息出圈,引发了社交媒体热议。

现实是,多数人打工人,未必能够工作到65岁。多数公司不会让你想干到65岁就干到65岁,就算公司允许,这样的公司也少之又少,中国不少中小企业的寿命也就三五年。更不用说,即使干到了65岁,能领多少钱也是未知数。对于不少正在面临35岁危机的体制外打工人来说,延迟退休这样的消息不啻于晴空霹雳。

65岁退休不是说工作到65岁,而是说到了65岁才能领取养老金,这才是要点。如果你幸运地在体制内,幸运地有编制,幸运地避开各种财政紧缩压力,那么你确实有可能工作到65岁,直接领取养老金。但是对于多数体制外的打工人,可能就不那么幸运。不少人反应过来之后感叹,“退休嫌我小,工作又嫌我老,这可如何是好。”

这个65岁退休的消息,虽然出处可疑,但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三中全会决议之中,也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不少专家把自愿当做重点,但是延迟退休才是题中本来之意。

延迟退休本质是延迟领取养老金,一个如此简单直白的赤裸事实,却始终含含混混,遮遮掩掩不肯说清楚,以至于不少人要么理解错误,要么认为是一个新知识。这其实说明,公共政策中信息不对称不少,一件事即使事关大多数切身利益,即使这些人也很关心,但是在各种信息不对称下,对结果理解完全错误,甚至可以说与真实相悖。有效信息往往仅在中上层流动,中下层数以十亿计的人群浑然不觉。

延迟退休很可能势在必行,原因不是国家缺老年劳动力,也不是大家热爱工作,而是养老金未来支付压力巨大。目前养老金的支付并没有太大问题,当下按照原有规则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可谓幸运。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1亿人、2.43亿人、2.99亿人,同比分别增加1423万人、388万人、478万人。1-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1万亿元、总支出3.6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8.8万亿元。

问题在于,这是过去的成绩,养老金是一个动态系统,未来养老金的情况取决于未来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经济形势等因素。养老金类似一个池子,一边是入水,就是当下交社保的人,一边是出水;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经济增速下行,这个池子从过去的进水比出水快,往出水比进水快转变。这就像一个洗澡盆,如果一直如此,最终里面的水将流干净。

相关研究不少。比如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预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在这样的情况,一些年轻人的未来养老前景不明,对延迟退休不满,也是情理之中。

02 年轻人为何关心养老

有意思的是,“90后65岁退休”消息出处并非官方媒体,只是自媒体解读,却依旧让不少人惴惴不安。能够出圈,也说明很多90后都关心这个话题。按道理说,延迟退休影响最大是临近退休的人员,90后00后距离退休还有漫长路径,关心度应该随着年龄大为降低才是。但是近期舆情却可以看出,90后确实关心退休问题。

原因在于,延迟退休与社保缴纳本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现在承担养老金重任的是年轻人,而他们的养老未来却存在不确定性。一旦看清楚游戏规则,不少年轻人的质疑也就难以避免,已经有不少年轻人退出社保缴纳的案例。也许是时候正视养老金制度中的年轻人声音。

众所周知,中国社保制度是“现收现付制”。这种特殊政策,也是后发国家不得已的福利补课,即社保制度出台比较晚,导致很多退休老人,年轻时候没有缴纳社保,所以他们的养老金来自当下的社保,其中不少就是来自当下年轻人的缴纳。当经济下滑,收入压力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都不同程度打击年轻人的社保热情。

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对于养老金问题多次强调,“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难能可贵的是,周小川对于年轻人不交社保表示出常识与同理心,“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人觉得即使劳动再多,也很难买房、结婚、养孩子,干脆直接躺平”、“站在劳动者视角,当衡量社保缴费贡献大于所获收益时,自然削弱积极性”。甚至,周小川发出了灵魂质问,“如果我们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础养老金,怎么能苛求(年轻人)不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呢?”可见,社保制度确实存在设计短板。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对当前的中青年,本身是否公允存在疑问。制度看起来是尊重老人,本质还是源自制度设计过程中,体制内老人的声音更具备话语权。他们是很难被得罪的群体,而没有声音的体制外年轻人,很容易成为被忽视的对象。过去经济向好,中青年可以分享经济上涨的红利,眼前有星辰大海,也懒得计较养老金的三瓜两枣;但是一旦等到经济停滞,年轻人要么面临35岁危机,要么毕业了也只能做全职儿女,自然对于养老金也开始上心。如今年轻人就业举步维艰,而养老金缴费却年年上涨,退休人员工资也年年上涨,难免网友感叹,“我交社保给别人父母养老”。

大家知道,养老分为三块:社保、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社保是最低保障,虽然披着多缴多得的皮,但是本质还是一个平衡,体制外的人一般是在职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在上海这样平均收入很高城市,如果你一直按照最低缴纳15年,据说现在水平能领到的也就是2000多,这还得是能早退休的人。如果按照现在平均工资一万多,打七折最低缴费基础,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社保也是2000多。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这部分钱都是个人承担,一年支出保守就两万多,因此不少年轻人开始选择不交社保。

退出社保,在主流舆论场多数情况被冠之以短视等批判声音,事实上,这样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还是以上海为例,2022年时,上海有1535.69万人参保人数,到了2023年上半年,参保人数为1528.62万,算算是减少7万。今年到此时为止,这个数字还没有进一步更新,更是引发不少猜测。

在父母爷爷奶奶辈眼中 ,社保是一种福利,是明天的保障。讽刺的是,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多半自己缴纳的年份很少,更多是视同缴纳,也就是没交也按照工龄算缴纳。而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保是今天的现金,是交给已经退休人员的统筹。如果今天都生存艰难,那么谈什么明天,还不如先保住当下。

03 养老是一种社会契约

养老金制度,到底是什么?本质上,养老制度是不同代际的一种长期社会契约,今天年轻人为老人养老,未来年轻人为今天的年轻人养老。因此改变养老制度规定,本质是改变社会契约,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利益和呼声都不能偏废。

社保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相始终。养老权利,也是一个从少部分到多数人的拓展过程,最开始看编制,然后是看户籍。最开始退休养老,本意是仅针对体制内人员,而且1950年代的人均寿命不过40岁,养老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直到1991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所有企业、所有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体制外的人才开始被拉入养老保险轨道。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后,各省份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并轨才算开启。

到今天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曾经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与户籍绑定的特权。对于很多大城市,对于外地职工的社保也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以往这些人可能被视为外来务工人员甚至盲流,不是户籍人口,也就没有缴纳社保的权利。以上海为例,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从1993年开始实施,但是多数人在上海就算就业也没有缴纳社保的资格。直到2011年左右,外地来沪就业人员的社保被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成为强制缴纳。类似的政策还有灵活就业社保缴纳,最开始也是本地户籍才可以享受,放开对外地户籍,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本质上,社保就是留在城市的血税,通过社保才能获得买房、买车牌、子女上学等一系列福利。社保资格的放开,看起来是福利的放开与恩赐,其实是形势逼迫,尤其越是大城市,越是提早进入老年化,源自自身社保状况的短缺越需要新鲜血液注入。

表面上,社保缴纳基数和工资挂钩,但背后机制却很微妙,本质还是在于养老金的需求。深圳和上海的对比可以一说,在深圳,2023年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为2360元,但是上海2023年缴费基数下限是7310。缴费基数设定看起来是由年平均工资挂钩,事实上,很难想象同为一线城市,上海和深圳的平均收入能相差如此多,真相更多在于上海老龄化率高于深圳,相应地,养老金支出压力大于深圳。202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68.05万人,占总人口的37.4%,高于2022年的36.8%。其中,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数共计467.36万人,占老年人口的82.3%,平均养老金为每月5470元。对比之下,前段时间对客户泼咖啡粉、挥拳相向的某网红咖啡店,有员工爆料收入不过5000元,每天要做500杯咖啡。

任何福利制度,本质都是一种劫富济贫,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福利国家兴起,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并不是来自代言民众的左派,恰恰是来自保守的右派。当时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推动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养老金制度。他的改革不是出自善意,而是来自政治的权衡,他认为有养老保障的民众,更利于管理,不会轻易被煽动。之后一战爆发,各国政府权力不断扩大,这也伴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化。福利是对上战场的报酬,也是对于选民的赎买。

东亚等后发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往往是在经济起步之后才开始考虑,存在滞后。这也使得东亚国家进入老龄化之后,不少老人还在被迫工作,政府也不得不积极鼓励“高龄人士再就业”。可以作为参考的是韩国。韩国在80年代才设立养老金制度,现在很多老人没有拉入其中,到了现在可以说是手停口停,所以韩国老年劳动参与率超过60%,位居世界前列。

韩国面临严重的出生率危机,养老金预计在20年后出现赤字。因此退休年龄多次调整,目前法定退休年龄是 60 岁,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计划提高到65岁。与此同时,韩国也出台法律禁止企业歧视高龄工作者。2013年,韩国通过修订《禁止雇佣年龄歧视与促进高龄者就业法》,规定所有公有企业和大企业都必须将员工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2017年这一规定扩大到各种类型的企业。然而,让中年员工自愿离职的风潮,在韩国职场也不罕见。所以,即使在大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未必能工作到60岁。

有韩国专家指出,韩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在53岁,有效退休年龄平均高达71岁,远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在实际退休和有效退休之间,相隔了几乎20年,这期间即使曾经的正式员工,也会做些收入降低的工作,比如保安与售货员司机等,维持到一定年纪再领取养老金。

羊毛出在羊身上,任何财政政策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收入,而是进行分配。社保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赋税,尤其是对于城市年轻人来说。他们收入放在全国水平看,属于比较高的一波,这使得他们的社保注定是被平均的那一批;与此同时,他们的现在缴纳的养老金其实并不是用在他们身上,而是用在正在退休的人群身上,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未来的一两代年轻人,但是这个态势看起来并不乐观。所以对于一部分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类似夹缝生存:一方面他们的部分养老金已经被统筹给退休人群,另一方面,未来应该统筹给他们的养老金,却因为出生率下降、就业危机而摇摇欲坠。

中国老人喜欢跳广场舞,外国人白发苍苍还在工作,一度是很多人喜欢调侃说的话题。事实上,这是一种错位的比较,是用早退休、有养老金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体制内少数老人的待遇,来与国外没有太多养老金的少数老人作对比。中国有广袤的农村,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因此不能用中国城市老人的状况对比国外。在中国农村,很多老人都没有养老金,七老八十还在田间地头工作是常态,即使现在农村养老开始普及,他们拿到的钱对比城市体制内退休人员,也是九牛一毛。当我们谈论社保、退休等话题,不少弱势群体其实亟待发声又无处发声。

延迟退休与放弃社保,看似南辕北辙,其实涉及不同年龄群体根本利益博弈,涉及不同代际的社会契约,年轻人的声音值得一听。从养老金制度延续来看,延迟退休可能不得不推进,但是改革养老更应该未雨绸缪,让年轻人有更多缴纳社保的理由。同时,必须开源节流,一方面利用国企上缴利润来扩大养老金,另一方面针对形势,减少养老金尤其是体制内养老金的上涨态势。

延迟退休即使必须推出,也必须视之为一次社会契约的重新修订,需要考虑问题很多。比如,对于退休年份是一刀切还是按照缴费年限核算,对于即将退休的人员,骤然面对退休延迟如何解决。每个群体的话语与权力都不对等,如何平衡考验政治智慧。我们需要记住,民众不仅仅是一个个缴费基数、年龄精算、劳动时间的量化指标,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甚至不仅仅是生产力,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声音和故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诉求。

在一个情绪无处不在的世界,也许是时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也考虑大众的情绪。用自上而下看似理性实则傲慢的思维去审视他们,也许会得出他们短视、非理性、只看到眼前的结论,但是如果倾听他们的诉求,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长期信心的崩坏需要重建,更需要行动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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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1日
智庫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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