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轩新闻评论员 张宇：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于2025年6月25日离世，享年83岁。他的离去不仅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更引发了关于公众人物评价体系的深刻思考。作为电影监制、美食家、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蔡澜的多重身份折射出香港黄金时代的文化光谱；而作为生活哲学家，他的”痛快”人生观在焦虑时代成为一剂解药。然而，当我们梳理蔡澜的真实贡献与公众对他的神化塑造之间的差距时，不得不反思：为什么社会总是习惯性地将文化人物推上神坛？这种造神运动背后，是我们对精神导师的渴求，还是对自我平庸的逃避？蔡澜作为普通人而非完人，其复杂性与矛盾性恰恰构成了他最真实的人生图景，而这种真实或许才是他最值得被怀念的品质。
跨界才子的多重贡献：从电影到美食的文化足迹
蔡澜1941年8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其人生轨迹横跨东南亚与香港，在多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与金庸、倪匡、黄霑齐名），蔡澜的贡献可以从四个主要维度来审视：电影工业的推动者、美食文化的传播者、生活哲学的倡导者以及跨媒介的内容创作者。
在电影领域，蔡澜的职业生涯始于14岁发表的第一篇影评《疯人院》，随后赴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学习电影编导，1957年成为邵氏电影公司驻日经理，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电影监制生涯。他监制的作品包括成龙的《快餐车》《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霹雳火》等经典港片，这些影片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更将香港动作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澜在80年代香港电影业低迷时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变化，成立大路电影公司专门制作三级片，推出了《聊斋艳谭》系列等作品，以1128万港元的票房成绩证明了其商业眼光。尽管他晚年反思”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但不可否认，他对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形成有着实质性贡献。
在美食文化领域，蔡澜的成就更为公众所熟知。从1990年代开始，他转型为专业美食评论家，主持《蔡澜叹名菜》《蔡澜品味》等多档收视率极高的美食节目，并担任《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的总顾问。不同于学院派美食家，蔡澜的饮食哲学强调”接地气”，既能欣赏高级餐厅的精致料理，也钟情于街头巷尾的市井小吃。他出版的超过200本著作中，大量内容涉及全球饮食文化比较，如比较希腊与土耳其乌鱼子的风味差异，或复刻《射雕英雄传》中”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样的虚构菜品。蔡澜对美食的贡献不仅在于品鉴，更在于将饮食提升为一种生活艺术和哲学思考，他曾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一定要慢慢享受，生活才会充实。”
作为生活哲学的倡导者，蔡澜的”痛快”人生观影响了几代华人读者。每年农历新年前开放微博问答已成为他的标志性活动，面对年轻人的迷茫与焦虑，他的回答简短而犀利：”青春固然可贵，但每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不开心不能改变不开心的事，不如开心。”这种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的生活智慧，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蔡澜将金庸笔下”笑傲江湖”的精神具象化，实践了一种”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表面游戏人间，内里坚守原则。正如金庸对他的评价：”论风流多艺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
在跨媒介创作方面，蔡澜展现了惊人的生产力与适应力。从1989年与黄霑、倪匡共同主持的《今夜不设防》（创造了香港电视收视纪录并被BBC专题报道），到晚年活跃于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对话的能力。蔡澜的文字风格自成一派，介于小品文与杂文之间，既有文人的雅致，又有市井的鲜活，这种”草草不工”（他专栏的名称）的写作理念实际上隐藏着严谨的职业态度——每写一篇食评至少要品尝五家餐厅。他的多产与跨界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基于对各领域的深入理解，正如他所说：”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做人，这样才有今时。”
蔡澜的多元贡献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文化形象：既有传统文人的琴棋书画修养（拜冯康侯为师学习书法与篆刻，并在荣宝斋举办展览），又有现代商业社会的敏锐嗅觉（创办暴暴茶系列产品及蔡澜酱料）；既能与文化精英谈艺论道，也能与市井百姓把酒言欢。这种跨越阶层与领域的文化实践，正是香港这座国际都市的精神缩影，也是蔡澜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
造神机制的解构：社会心理与媒体共谋
蔡澜去世后，港澳台三地文化圈掀起了一阵缅怀热潮，”有点名气的文人都要发文追思一番，以证自己在圈中存在着一样”。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它揭示了社会对文化偶像的神化机制——通过集体悼念行为，既确认了逝者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悼念者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当媒体将蔡澜冠以”食神””生活大师””香港文化icon”等头衔时，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造神冲动从何而来？又是通过哪些机制运作的？
社会心理需求是造神现象的根本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真空中，人们渴望精神导师提供确定性答案。蔡澜每年微博问答引发的狂热参与（近15万评论，百万点赞），正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人生指引的渴求。当被问及”害怕变老，中年危机怎么办”时，蔡澜回答：”青春固然可贵，但每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这种简洁有力的回应满足了大众对”智者箴言”的期待。实际上，蔡澜提供的并非系统性的哲学体系，而是应对具体情境的实用智慧，但焦虑的受众往往将其升华为人生真理。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曾指出，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机制之一就是寻找权威依附，而文化偶像恰好提供了这种心理庇护。
媒体商业逻辑加速了造神过程。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媒体需要制造”文化英雄”来吸引流量。蔡澜被塑造成”风流才子””美食教皇””人生导师”等多重神话形象，每种标签都对应着特定的受众市场。有评论尖锐指出：”蔡澜被捧得如此之高，不过是那些世俗人的浅薄和对于名利的极度渴望！造他者之神，以利挥众趋己者也！”媒体对蔡澜的报道往往集中于其光鲜亮丽的一面——品鉴美食、周游世界、与明星交往，而淡化其商业精明的一面（如三级片制作）或人生阴影（如妻子离世后的孤独）。这种选择性呈现制造了完美假象，正如项立刚对蔡澜的批评：”说是当年拍三级电影出身，且以此聚资千万，又掀开当年美女明星陈宝莲自杀事件，蔡在其中都是脱不开干系的存在”。媒体与公众合谋构建的蔡澜形象，与其说是真实人物，不如说是满足各取所需的符号集合。
文化怀旧情绪强化了造神效应。蔡澜代表的香港黄金时代（1980-1990年代）已成为集体记忆中的乌托邦。他与黄霑、倪匡主持的《今夜不设防》被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电视经典，节目中张国荣谈初夜、张曼玉承认贪慕虚荣等片段，在今天高度规训的媒体环境中已成绝响。这种怀旧不仅针对节目内容本身，更针对那个被认为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当现实越显逼仄，对过去的想象就越发美好，蔡澜作为活化石般的存在，自然被赋予了超越个体的象征意义。实际上，蔡澜本人对怀旧持警惕态度，他曾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能快乐一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就一直往快乐这个方面去追求。”但这种及时行乐的态度恰恰被怀旧者解读为对”美好旧时光”的印证。
精英文化的合法性危机催生了造神需求。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传统精英的权威受到挑战，而像蔡澜这样既能写高雅文章又能做通俗电视的”跨界才子”，恰好弥合了文化阶层的分裂。有评论质疑：”文学方面才是最大质疑点。为什么没有多少闻名作品，反倒口口相传据多，不见实物。而在国内一大官媒的报道中也只是摘录一些早年任职日本邵氏公司时作的一些散文杂记，细读之下，发现全是流水账式的小文，与日记不相上下。水平可见一斑。大师之名，实则不符。”这种批评揭示了文化权威的建构本质——蔡澜的”大师”地位并非完全基于文本质量，而是其整体形象符合各阶层对”文化精英”的想象。他能写严肃文学也能开美食餐厅，既能与金庸论艺也能与市井百姓喝酒，这种上下通达的能力在分化严重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
造神运动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抬高了被神化者，也异化了被神化者。蔡澜生前对这种境遇有着清醒认知，他在《十三邀》中告诉许知远：”我是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感伤我都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要用一条大铁链拴上，一脚踹到海里。”这种自我剖白暗示了公众形象与私人体验的割裂。当社会需要一个乐观豁达的蔡澜时，他不得不将忧郁与痛苦隐藏起来，扮演符合期待的角色。正如他在妻子去世后所言：”倪匡生前告诉我，身体的痛苦，可以吃止痛药消除，一粒不够就吃多几粒，一定可以止痛；至于心灵的痛苦，是自己想出来的，只要不想就不会痛苦，所以我尽量不去想她，告诉自己没有老婆在身边，现在自由了。”这种看似潇洒的态度，实则是面对巨大丧失的心理防御机制，却被公众解读为”通达”的又一例证。
解构造神机制并非要否定蔡澜的价值，而是为了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文化形象。只有打破神话滤镜，我们才能理解蔡澜作为文化现象而非文化偶像的真正意义——他不是提供标准答案的圣人，而是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寻找平衡点的实践者。这种理解或许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真实与矛盾：走下神坛的蔡澜
当悼念的鲜花与赞美的辞藻渐渐褪去，一个更加真实、矛盾的蔡澜形象开始浮现。这位被尊为”生活大师”的文化偶像，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他有商业精明的算计，有情欲纠葛的过往，有事业选择的遗憾，也有面对衰老死亡的恐惧。理解蔡澜的这些面向，不仅不会削弱其文化价值，反而能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其人生智慧的形成过程与真实内涵。
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术构成了蔡澜职业生涯的核心张力。作为邵氏与嘉禾的王牌监制，他深谙电影工业的商业逻辑。邵逸夫曾反问想拍艺术片的蔡澜：”既然能拍四十部都赚钱的戏，那为什么要拍三十九部赚钱一部不赚钱的，为什么不统统都拍成赚钱的呢？”这个问题让蔡澜”无话可说”，也塑造了他实用主义的工作哲学。在电影业低迷时期，他转向三级片制作并非偶然，而是市场嗅觉的体现。《聊斋艳谭》以1128万港元票房证明了他的商业判断力。然而这种成功背后是艺术追求的妥协，蔡澜晚年坦言：”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这种自我认知的滞后性展现了文化生产者普遍面临的困境——在迎合市场与保持初心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艰难。蔡澜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既不做清高的艺术家，也不做纯粹的商人，而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正如他所说：”做，机会五十五十，不做，零。”
风流与责任的道德模糊地带是蔡澜备受争议的一面。在《十三邀》中，当许知远问及他一生有过多少女朋友时，蔡澜微笑着回答：”一年一个不过分吧？最少也有61个了。”更令人咋舌的是他14岁时让马来西亚女友怀孕后”仓皇跑路”的往事。这种对待感情的随意态度与传统道德观形成鲜明对比，却也体现了蔡澜”活在当下”的哲学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蔡澜的风流并非简单的纵欲，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生活实验——通过多元情感体验来探索人性的边界。他对婚姻制度的怀疑态度(“不嫁也好啊，几个女生一块开开心心去玩呀”)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不如说是对单一生活模式的质疑。这种复杂性在当代社会尤其具有讨论价值：我们能否将私人情感选择与公共文化贡献分开评价？一个人的道德瑕疵是否应该影响对其文化成就的认定？
洒脱表象下的忧郁内核是蔡澜人格中较少被关注的面向。公众印象中的蔡澜总是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但他自己坦言：”我以前很忧郁的，不是开朗的人，后来一旅行了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这么活着。”这种转变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有意识的自我重塑。战争年代的经历（小时候躲空袭仍要坚持吃完生日鸡蛋）让他形成了独特的生死观：”既然炸弹随时落下，不如先品完眼前那枚鸡蛋的香。”这种看似洒脱的态度，实则是面对无常的防御机制。晚年的蔡澜在妻子去世后选择”尽量不去想她”，在髋关节手术后宣称”我是活一天过一天的人生”，这些表现不应简单理解为豁达，而是历经沧桑后的生存策略。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领会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感伤锁进保险箱”这句话背后的沉重。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在蔡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受古典教育的文人（父亲蔡文玄是诗人，笔名柳北岸），他能写一手好书法，精通茶道与篆刻；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弄潮儿，他又能敏锐把握市场脉搏，从电影到美食再到新媒体无不涉足。这种双重性使他既不同于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也有别于全盘西化的现代主义者。蔡澜的智慧在于将传统资源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生活智慧，如将”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样的文学想象变为现实菜品，或用书法艺术为商业产品（如暴暴茶）增添文化附加值。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古或创新，而是在古今对话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有评论批评蔡澜的作品”全是流水账式的小文，与日记不相上下”，却忽视了这种”草草不工”的写作风格恰恰是对传统文人小品的有意识革新。
死亡焦虑与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构成了蔡澜晚年生活的主题。面对衰老，他做出了惊世骇俗的选择：卖掉房产住进月租20万的酒店套房，组建8人服务团队（包括管家、私厨、理疗师等），并宣称”离开人世前，得把赚的钱都花完”。这种看似任性的行为实则是存在焦虑的积极应对——通过掌控生活细节来抵抗对死亡的恐惧。蔡澜对身后事的安排同样耐人寻味：本想将骨灰撒入维多利亚港，因环保法规改为安置在新加坡龛位。这种妥协暗示了即使是最叛逆的灵魂也无法完全超越社会规约。蔡澜临终前散尽家财（收藏的字画送知交，房产变善款），唯独留下一块几十年前花八元钱买的普洱茶饼，这个象征性举动浓缩了他的人生哲学——物质财富终将消散，唯有经历与记忆永恒。
走下神坛的蔡澜呈现出令人欣慰的”不完美”形象：他是精明的文化商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是复杂多面的普通人而非道德完人；是挣扎于生死焦虑的凡夫而非超然物外的智者。正是这些矛盾与局限，使他的生活智慧具有了真实可信的力量。当他说”我活过”时，不是胜利宣言而是坦然承认：人生无法圆满，但求尽心而为。这种带有缺憾的真实，或许比任何神化形象都更值得被怀念。
怀念的价值与边界：我们为何需要蔡澜
蔡澜的离世引发了广泛而深切的悼念，同时也激起了一些质疑：这样一位有争议的文化人物，值得被如此大肆怀念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二元判断，深入思考文化记忆的建构逻辑与当代社会的精神需求。蔡澜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不仅因为其个人成就，更因为他回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诉求。理解这种双向选择关系，才能准确把握蔡澜现象的文化意义。
解压阀功能是蔡澜对高压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贡献。在高度竞争、普遍焦虑的现代环境中，蔡澜的”痛快哲学”提供了释放压力的出口。当年轻人被问”一生无用是错吗”时，他的回答”没错，过得舒适最重要”构成对成功学叙事的直接挑战。这种反效率主义的生活态度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单一价值体系的抵抗。蔡澜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多元生存方式的可行性——既可以努力工作（”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做人，这样才有今时”），也可以尽情享乐（”活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生活智慧，为困在”躺平”与”内卷”两极间的年轻人提供了第三条道路。蔡澜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展示可能性——人生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关键在于
